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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協同“戰疫”:路徑及其數字化構想/鄧 凱

          2020-05-07 04:23:45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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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散的邏輯

            限制人員往來、防止交叉感染始終是防疫工作的主線。在粵港澳區域內,跨境減流、雙向隔離也由此成為了三地協同防控的最硬核手段。2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對從內地入境人士實施14天強制檢疫。進入3月,隨著海外疫情倒灌情勢加劇,澳門、廣東也相繼採取附醫學隔離條件的入境政策。“內防擴散”加碼“外防輸入”的聯防管制升級,客觀上已造成粵港澳三地現時處於人流、商貿、產業等要素融通不能的形態中。

            形成常態化聯防聯控體系

            基於病毒的傳播能力,通過“封城”、“控關”等手段人為製造社交距離以阻隔感染,其實質是奉風險預防原則為圭臬,對所有無病征人士做合理懷疑與“有毒推定”的政策演繹。粵港澳“割據”的邏輯無疑在於重大突發性社會危機下,包括遷徙自由、經濟與貿易自由對公共健康及安全利益的合理讓渡。然而,在疫情可控且病毒已逐步為科學所認知、揭橥后,復工復產以及恢復經濟活力,則迫切地需要與抗疫本身保持合乎比例的兼顧平衡。

            由此,對於粵港澳三地主政者而言,下半場的協同抗疫,首先意味著應急決策取態適當回歸與風險治理方法論的升級轉變。誠然,此前“圍堵”路徑治下諸如疫情信息對接、口岸通關管制、醫療物資保障等協作機制顯然難言足夠智慧精巧,如何適時適度地激發體制轉換。即從粗放式“封關”體制,轉向以恢復跨境流通與經濟民生為導向的常態化聯防聯控體制,著實向大灣區城市群的公共政策系統提出了全新的能動性要求。

            依讬數據資源匯聚、數字技術支撐和產品思維驅動,此次抗疫的全國性動員呈現出極強的數字化特質。例如“健康碼”治理模式提供了精準有效的替代性通行管控措施,其背后更包含了位置數據信息應用、大數據分析及算法決策、信息基礎設施集約、互聯網公共服務用戶教育等賦能國家常態化防控體系的數字邏輯。

            然而,這場由政府推動主導、互聯網企業迅速響應、公眾用戶配合參與所聯合形塑的大型試驗場,其數字化紅利似乎并未惠及粵港澳協同抗疫的種種場景。最典型地,三地在涉及出入境通勤的數字管理方式上缺乏有效技術溝通,也未能發出諸如“健康碼”等創新民生產品用以提速跨境秩序恢復以及支持港澳融入國家常態化防控體系。

            二、“數字戰役”的構想

            粵港澳協同抗疫在“控關”與恢復跨境秩序之間進退失據,一方面反映出三地常態化聯防聯控機制的靈活度不高,另一方面則寓於了在粵港澳防疫協作中升級思維觀念、底層技術,以及公共服務產品代際等更具能動性的數字化構想空間。

            第一,加快迭代粵港澳跨境防控體系,以三地“健康碼”互通互認推動港澳參與國家“數字戰疫”矩陣,為恢復人員、商貿往來創造便利條件。在進入疫情態勢發展積極向好、社會經濟亟待恢復的第二階段,“健康碼”及各地版本的互認互通,則被部署用於動態精準化指導人員出行、復工復產等“社會鬆綁”政策上,其不僅在功能價值上實現了一款互聯網應用對風險識別與風險處置的產品集成,更是公共衛生應急決策領域內的中國經驗。

            由此,粵港澳合推“健康碼”互認并逐步替代“控關”,不論是從三地疫情日趨穩定明朗的客觀現實,還是從民眾呼籲恢復通關的急切需求出發,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第二,擁抱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紅利,將“數字戰疫”範式作為后疫情時代粵港澳聯手恢復經濟的高位階政策議程。“健康碼”的亮相呈現僅僅是一款互聯網應用的產品前端,其所撬動的后端秩序則包括公共服務經由互聯網前沿信息技術優勢牽引走向社會治理合作創新的必然要求。必須承認,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此次疫情中反應迅速,充分發揮平臺資源匯集和配置優勢,助力上線各類疫情防控工具和特殊時期生產生活服務。前者如疫情動態地圖、在線診療、闢謠平臺等應用聚合,體現了傳統信息決策體制與公共衛生監測系統對互聯網產品方案的認可與吸納;后者則試煉出諸如遠程辦公、在線消費、網絡課堂等“無接觸經濟態”作為消極經濟周期下的超常規實踐。

            推動區內人流物流要素貫通

            對於港澳而言,借助疫情倒逼與融入國家“數字戰疫”體系的雙重契機,有機會重塑創新驅動的產業格局。例如,香港創科局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5億港元的“遙距營商計劃”用以推動社會各界利用新型科技服務、產品拓展“無接觸經濟”業態及其背后的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更務實地,港澳可通過嫁接引入國內已有的成熟產品技術體系(如騰訊推出的企業復工復產綜合解決方案與產品工具箱),或合作加入內地“無接觸經濟”產業鏈生態,促使其本地產品市場、商業模式、技術能力的加速更新。

            第三,粵港澳升格數字手段破除割據,協同戰疫,講述的是在非常時期以數字化技術推動大灣區人流、物流等要素貫通提質增效的中國故事。更進一步,因行政區隔、體制不一所招致的大灣區統一市場生成受阻有機會通過分享內地數字技術發展紅利,形成路徑依賴。這一路徑下的深層次政治倫理更包括:對以強行性政令“打造”、“規劃”粵港澳區域融合模式的方式始終保持克制,取而代之的是互聯網產品、產業意義上“用戶教育”與“行為助推”,粵港澳三地民眾的數字化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在互聯網信息技術理性的引導下逐步趨同,原有的規範性差異在“互聯網+跨境公共服務”的工具場景下得以消解,既關照了中央政府關於區域整合的先驗決斷與價值選擇,又避免了自上而下的行政行為,因而也彰顯出對“一國兩制”國家理性的某種政治鏡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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